[摘要] 2009~2012年,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下,东北经济曾逆势上扬,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那么，为什么2013年开始,东北经济形势飞转直下呢?
2009~2012年,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下,东北经济曾逆势上扬,超过平均水平。那么，为什么2013年开始,东北经济形势飞转直下呢?
2014年开始，东北经济告急，辽宁、黑龙江、吉林经济增速分别为5.8%、5.6%、6.5%，位居倒数第三、第二和第四。2015年三地经济增长目标均设定在6%左右，但从今年一季度数字看，实现上述目标难度仍然很大。
2015年一季度,黑龙江、吉林GDP增长率分别为4.8%和5.8%，辽宁GDP增长率仅为1.9%。4月,李克强总理赴东北视察。曾任辽宁省委书记总理自称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了”，他说:“你们数据确让我感到‘揪心’。”
笔者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力图探明东北经济下滑主要原因,以及“东北现象”对中国经济地理版图变迁带来启示。
东北经济增长外部环境变化
一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通常由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驱动。外部因素主要指外部需求出现大幅增长,而该地区由于相关产业比较优势突出进而形成产业优势。外部需求增长越快，该地区经济增长得也越快。内部因素主要指是经济内部结构出现快速变动，比如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从生产效率低部门大规模腾挪到生产效率高部门,以结构转换效应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东北拥有得天独厚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偏向于资源型企业以及重化工业，支柱产业包括：装备制造、汽车制造、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等行业。在产业链上位置靠前，“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产业类别偏“重”。
这样产业结构高度配合了中国原有发展模式：以出口为导向制造业需要大量设备;房地产市场大发展增加了对钢材需求;高速发展经济使得能源供不应求。东北经济由于能源产业和重化工业比重大，受国内需求影响非常突出，于是东北经济呈现出明显顺周期特征。
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延续了原有投资方向,一些本该淘汰、限制和转型落后产能投资规模不降反升，东三省则继续上马造船、钢铁、石化、汽车、水泥、装备等传统产业。2008~2012年,东北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2.6%,高出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
自2012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持续回落，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GDP已连续十三个季度在7%~7.9%之间窄幅波动，明显低于1978~2011年9.9%年均增速。伴随着经济下行是治理产能过剩持续推进和性投资大减速，固定资产投资从2009年30%以上降到2015年上半年11.4%，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则只有4.6%。
经济增速放缓和固定资产投资锐减对东北装备制造业、冶金、钢铁等支柱产业产生巨大冲击，工业生产陷入困境。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8%、6.6%和2.9%，低于8.3%平均水平。2015年一季度，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黑龙江仅为0.2%，辽宁则呈现5.9%负增长，而同期平均水平是6.3%。
工业产品价格下跌对东北经济也产生冲击。2015年6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8%，连续38个月呈现负增长;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6%。工业生产出厂价格呈现负增长意味着生产出来工业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减少盈利空间;而购进价格指数下跌幅度更大，意味着产业链越靠前，对利润增长越不利。
东北正处在产业链上游，购进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产业链中下游有利,因为其成本降低了,但让东北采掘业、初级产品制造业利润大幅下降。2015年一季度,东三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全部为负增长，吉林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3.3%,同期辽宁和黑龙江利润则分别同比下降29%和70.7%，低于-2.7%平均水平。
利润是投资增长原动力，利润负增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投资热情。一季度，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8.5%、4.37%和5.31%，全面落后于13.5%平均水平，其中辽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位于末尾。
受外部因素拖累,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东北不是个案。河北是钢铁业生产基地,受到房地产市场陷入低迷影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在需求萎缩和国家加大对产能过剩清理力度双重影响下，河北GDP增长率由2010年12%下降到2014年6.5%，与吉林并列倒数第四。山西是著名煤省，经济增速下降减少了对能源消耗需求,煤价一路下跌。随着煤价不断下跌，山西GDP增长率也每况愈下，从2010年13.9%下降到2014年4.9%，在31个省份中垫底。2015年一季度进一步下滑到令人触目惊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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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经济增长内在动因变化
作为中国工业原料和重型装备基地，东北以独有优势支撑和引领着中国工业化进程。长期以来,东北都是中国工业化水平较高地区。
中国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显示，1995年东北地区工业化进程就在七大区域(东三省、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六省、大西北、大西南)中排名第二位。但从动态变化看,“九五”(1996~2000)和“十五”(2001~2005)期间,东北三省工业化相对优势不断丧失,甚至变为相对劣势,到了2005年,东北三省工业化程度已经低于平均水平了。
2009年国务院制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若干意见》,随着国家一系列具体政策推进,东北三省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10年东北三省工业化指数已高于平均水平，在七大区域中排名第四,高于中部六省、大西北地区和大西南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从近年来东三省GDP数据构成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始终高于平均水平(见表1)。
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镇化，东北三省城镇化率始终高于平均水平。2013年末，辽宁城镇化率66.45%,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五，高于平均水平12.72个百分点,黑龙江和吉林城镇化率分别为57.4%和54.2%,位列11位和13位,也分别高于53.73%平均水平(见表2)。
从发展阶段来看,东三省城镇化率在50%~70%之间,属于城镇化中后期。东北城镇化水平高与老工业基地密切相关，这也使得东北城镇化质量并不高。东北国有企业比重高,在历次国企改制中，大量工人下岗,很多人生活较困难。
东北三省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期已经过去，内生增长动力不强，再加上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各项要素开始流出。在所有要素中，用脚投票劳动力是市场化程度高要素。近两三年来，东北三省人口增速逐年放缓，吉林和辽宁每年仅增长1万人，黑龙江人口在2014年已呈出负增长，减少2万人。到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就业，成为许多东北人走出家门主要去向，特别是新毕业大学生及其他年轻人。这不仅是人口流失，更是人才流失。
除了人口外流，东北还有两个值得关注人口问题。一是低生育率。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出生率(某年每1000人对应活产数)分别为6.49、6.62和6.86(黑龙江为2013年数据)，大幅低于12.37平均水平;辽宁、吉林、黑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分别为0.26、0.4和0.78(黑龙江为2013年数据)，大幅低于5.21平均水平。
二是老龄化。超低出生率和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使东北地区人口结构出现了快速老龄化趋势。201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分别是10.2%、9.6%和8.9%，在短短十年内分别上升1、2.2和2.1个百分点。辽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8.5%，吉林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16.56%，而平均水平为15.5%。更糟糕是，气候和饮食习惯还导致东北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高，对老年人健康形成很大威胁。
总之，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瓶颈，人口减少和劳动力外流将会使得中小城市出现空城，房地产市场面临危机,进而影响到地方政府债务安全。东北一些老工业基地如齐齐哈尔市已经开始显露出这样颓势。
理论上,孤立地探讨一个地区城镇化进程意义不大。因为地区不同于国家,人口是自由迁徙。所以，即便一个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较高，在本区域内部城乡结构转化潜力不大，但由于其强大辐射吸纳能力仍可能形成“城镇化率提升趋缓、外来劳动力快速增长”格局。
例如,2013年性特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城镇化率分别高达86.3%和89.6%，但两个城市近年来每年新增人口仍高达几十万。广东省也是同样情况，近20年来每年人口新增超过50万，2014年劳动人口占比76%，较十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从数据上看，这些性特大城市城镇化率已经超高，但仍在吸引人口流入，人口年龄结构在改善，人口红利仍在释放，城镇化效应还在显现。
还有一些省份或城市，它们魅力尚未获得人民青睐，但属于周边省份中佼佼者，从而形成一块区域性高地，吸引周边省份人口流入。比如西部某些地区，在东部产业结构升级后承接了东部原有产业，本省打工劳动力开始回流。再加上本身城镇化水平偏低，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由当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镇高效率部门带来结构转化效应还是很大，它们已经并将迸发出巨大增长动能。
从工业化进程来看，2010年，大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在七大区域中居倒数第二位，仅略高于大西北地区。而同期，整体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前半阶段，七大区域中已有四大区域进入工业化后期，包括东北三省。大西南地区是中国工业化进程落后地区之一，在承接东部产能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
2014年，重庆、贵州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0.8%和10.7%，分别是状元和榜眼;四川省GDP增长率8.5%，高于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与大西南地区相比，东北三省不仅自身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更重要是其周边没有更加落后省份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功能，使得东北三省人口只出不进，人口红利近乎衰竭。
从东北失速看中国经济增长版图变迁
综上所述，东北经济失速有其外部动因，也有内部深层次原因。从内部看，东北工业化和城镇化起步较早，“两化”所能带来增长红利不断衰减。由于东北产业结构决定了其顺周期特征，所以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刺激下，中国经济强势反弹，带动东北经济逆市上扬，暂时掩盖了其增长红利衰减现实。随着经济在2012年逐渐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降温，东北经济外部需求骤降，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以补上增长缺口，从而产生了全社会普遍关注东北经济“坍塌”现象。
可以预见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高地将是一批性一线城市和区域性特大城市。性增长高地主要指为数不多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上广深”，可以凭借历史形成优势，长期享受外来优质人口流入带来人口红利。地方性增长高地则指自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周边省份农村劳动力充裕，且已具有相对成熟区域性大城市，如重庆、成都等西部重镇，能够享受本地农村人口城镇化和沿海务工人员回流双重人口红利，从而成为地方性增长高地。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洼地将是和东北一样，产业结构单一偏重，易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且自身工业化、城镇化潜力不大。近年来，随着东北资源不断减少，能源经济带开始西移，西部能源地位逐渐抬升，煤炭、石油等资源同样丰富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开始崛起，但它们在不久将来或将面临东北现在考验。
从东北失速看中国经济增长版图变迁，可以肯定是，今后一定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区域分化仍将继续。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或将要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转型升级比较顺利，将进入稳定中高速增长;一部分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人口红利充沛，有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一部分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较高，人口红利短缺，转型升级任务比较艰巨，将有可能进入低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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